收稿日期：2022-01-20

录用日期：2022-04-06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个体代际流动的概率取决于本人及其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等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以及不同资本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和代际传承的能力。父代的社会资源占有优势可传递并转化为子代的资本优势，这类先赋性因素增加了代际间的阶层再生产，而本人的教育获得和努力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则有助于其完成代内的阶层跃迁。为保持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在提升后致性因素作用的同时，需降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这是未来社会公平治理的重要政策走向。

（一）传统的代际流动分析框架

传统分析框架多是围绕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教育选择与子女职业收入而展开，具体如下：

一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直接转换为子女职业收入优势。研究指出，代际流动中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影响要高于教育的作用，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需以一定的“关系和背景”为基础，父亲的管理职位越高，子代教育回报的边际效应越大。对底层家庭子女而言，工作搜寻、信息支持和求职效率都较低，其本人与家庭都缺少有效的社会资本，求职更多依靠公共渠道，而非亲朋好友等私人途径，也难以承受过高的求职费用，这直接影响了其就业结果并减少了职业收入。

二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转换为子代教育优势，并间接影响子代职业收入。多数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机会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表现在：首先，家庭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主要传承空间，子女通过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了父辈的文化资本，这种家庭文化惯习营造了有利的学习生活环境，特别是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非认知能力也越高，通过教育行为、情绪行为、家庭关系和孩子阅读数量等途径可有效提高子女的学业成绩和升学概率。其次，子女教育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极为重要，可有效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最终表现为子女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质量差距和未来工资收益差异，例如优势阶层通过 “补习班”和各类竞赛项目等途径更容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再次，优势阶层子女能获得更多来自于家庭的学业和信息支持，既包括与学校学习生活相关的各种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还包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有价值的非正式信息（Hot Knowledge），使其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具有更为卓越的学业表现和更高的升学率。最后，家庭背景也可通过其他非正式方式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例如父母的政治资本和职业类型对子女教育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背景下，教育机会不均等必然会加剧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特别是毕业于省重点高中的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收入要比同辈高约17%，甚至通过工作转换、努力程度等因素，大学教育质量会为个体带来约28.45%的边际报酬。

可以说，社会流动性的高低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强弱，教育获得在阶层流动与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教育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基础性、持久性和引领性作用，其对底层家庭子女阶层流动的贡献为6%—18%。

（二）考虑城乡差距后的代际流动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公共资源分布极为不均衡，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从农村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集聚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优势阶层通过“户口迁徙”“学区房”“高考移民”等方式选择子女成长地。相关研究也表明，城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3.26%，“985”院校中大城市学生的辈出率稳步提升，而县级及以下学生的辈出不断降低。为此，优势家庭拥有更强的迁移能力与意愿，往往通过“用脚投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以保持其子女教育优势最大化，故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存在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即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获得高水平职业收入的概率也随之更高。

以往研究指出，相同教育水平下城市子代获取高收入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子代，并将其归结于原生家庭的教育分化。本研究认为上述差异还源于子代外部成长环境的差异。其内在逻辑是，通过视野、见识或格局等非认知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的分化使子代在成长中自然地构建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归属和能力素质，赋予了其独特的群体特质，这种差异将持续存在并影响终身。由此，城乡身份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集中表现，抑或是文化资本的差异，代表着一种社会分层方式，以及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定与发展期望。这种无形的藩篱因户籍制度而正式化，一度成为社会流动的身份壁垒，而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农转非”则是农民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为此，鉴于子代成长环境是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发挥作用的联结所在，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存在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即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更可能拥有较好的外部成长环境，获得高水平职业收入的概率也随之越高。

我国社会流动机制转向市场化主导和社会分层结构趋于稳定的时间节点约是2000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内（1998年前），我国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等外延性因素，出现大幅度的代内跨越式流动且规模较大，但1998年后社会流动中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等市场化力量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趋于稳定，代内跨越式流动的概率大幅下降且规模相对缩小。这一观点得到了主流社会学派的认可，例如李强认为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分层动力逐渐从以政治分层为主导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导，且社会分层结构趋于稳定，张顺同样作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呈现出稳定态势的论断。同时，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82年的20.9%上升到2000年的36.09%，继而达到2020年的63.89%，即2000年后城镇化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集聚性特征得以强化，城乡、城市之间在价值观、行为规范、消费休闲、信息处理等方面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亚文化，社会生活、职业选择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明显。为此，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的效应与机制必然随着我国社会流动的动力转换、社会结构的区域稳定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宏观变化而呈现出年代效应，本研究提出假设3。

假设3：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存在年代异质效应，即2000年后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要强于2000年前。

假设3.1：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教育资源集聚效应在2000年后更强。

假设3.2：城乡差距对子代职业收入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在2000年后更强。

为此，考虑到城乡差距既代表着制度安排下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又暗含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应当被纳入到在传统代际流动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具体上，城乡差距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选择和职业收入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优势阶层拥有较强的迁移能力与意愿，充分利用教育资源集聚特性，“用脚投票”为其子代谋求教育优势的最大化（假设1），并借助成长环境累积效应，获得子女综合素质能力的竞争优势（假设2）。上述模型的建构有助于揭示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内在机制，并评估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可能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2019年陕西省劳动力社会性流动调查”，基于人口规模、人均GDP加权后从陕西107个行政区中随机选取10个行政区，调查涵盖个人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发展和社会感知等内容，共发放32500份问卷，有效回收28468份。本研究将样本限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雇员群体，不包括自雇、雇主、务农、兼职等群体；考虑到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60周岁和55周岁，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6周岁到60周岁；依据2019年最低工资规定和异常值分布，将年工资收入限制在2万元到100万元之间，最终有效样本4432人。

（二）变量说明

职业收入既是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等综合配置的结果，也是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在兼顾样本分布和模型解释便利后，将子代职业年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主要有：一是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14岁时父母的职业类型、政治面貌和教育水平。二是城乡差距，因经济发展、资源集聚等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本研究使用子代14岁成长所在地来界定城乡之间和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包括农村、乡镇、县城或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五类。三是就读高校的教育质量，按照成人专科、普通专科、成人本科、普通本科、211本科、985或境外高校等层次类型进行转换。

同时，将样本的出生年份为1980年作为年代效应的分组依据，评估2000年前后两代人的代际流动的差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教育规模扩招是1980年及之后出生群体才能享有的政策红利，从1980年到1999年我国基础教育的毛入学率从93.0%上升到99.1%，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从24.6%上升到63.8%，同时1999年后高等教育开始快速扩张。另一方面，1980年及之后出生群体的成长经历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和城乡分化加剧的过程，其从小就受到改革开放新思潮的熏陶，且1980年后的婴儿潮使其在就业制度改革时面临更为激烈的同辈竞争，该群体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代特征。为此，上述分组较好地契合了已有研究对2000年前后社会流动机制发生明显变化的结论。变量及其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

（三）模型识别

以往研究对收入差异的探讨多基于经典明瑟教育收益率方程及其修正模型展开，但并不适合于本研究的分析需要。一方面，本研究侧重剖析父母社会经济背景、城乡差距、教育选择和收入差异之间的影响机制，而非简单地探讨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采用传统估计方法，需面临若干估计偏差，具体为：一是，以职业收入为因变量，存在劳动力市场进入选择偏差和雇员身份的选择偏差。二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若干指标之间存在共线性，例如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等存在婚姻偏好内生的可能。三是，收入估计中往往存在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差，例如能力变量。上述问题并非不能一一解决，但在单一模型中同时解决上述问题极为困难，否则难以估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

与传统模型相比，结构方程模型具备以下优势：一是，结构方程模型适用于变量多、结构复杂的模型，例如容许单一指标从属于多个因子；二是，结构方程模型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包含一定的测量误差，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问卷调查法的弊端；三是，结果方程同时估计了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特别适用于对影响机制估计；四是，可弥补共线性问题，借助结构模型计算出某一变量的间接效应，而这是传统估计无法实现的。五是，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可准确获得变量间的因果系数。考虑到本研究对机制分析的需要，以及变量之间的关联极为复杂，特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计量工具，相关分析采用AMOS 23软件。

表1 变量及其分布特征汇总

四、计量结果

（一）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总体效应

在不影响理论完整性的前提下，本研究结合模型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MI）增加了部分残差的共变关系，以提高调研数据与理论模型的契合度，所采用的GLS估计更适用于大样本，且对数据正态性不做严格要求，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总体上，父亲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力要高于母亲，其中以职业地位为指标的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以加入政党为指标的政治资本，最后是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的文化资本。

如表2所示，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95，说明教育仍是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后致因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优质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并不明显。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62，意味着优势阶层仍可将家庭资本优势传递并转化为子代职业收入优势，即先赋性因素在阶层流动中仍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此外，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城乡差异并不显著，即假设1并未得到验证。然而，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显著为0.064，这意味着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借助城乡分化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间接助力子代获得收入优势，即假设2得到验证。

综合来看，高校质量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贡献率仅有3.36%，同时教育资源集聚效应也不显著，贡献率仅有0.21%，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并不明显，教育依然是可有效促进代际流动的重要后致因素。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职业收入的直接效应的总体贡献率为60.91%，城乡差距的调节路径强度为0.034，总体贡献率为35.52%，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可直接转化为子代的职业收入优势，先赋性因素对代际阶层再生产的作用依然明显，而城乡分化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更是强化了这种优势的代际传递。可以说，城乡分化已然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即使接受相同质量的高等教育，底层家庭出身子女依旧很难实现阶层跃迁。

（二）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年代效应

考虑到宏观社会变革带来的异质影响，本研究评估对比了2000年前后城乡差距影响子代职业收入的效应与机制的年代差异。总体上，模型整体估计效果良好， 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收入的影响依然大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作用强度在2000年前后从1.31上升到1.44，而后者的作用强度则分别从0.89下降到0.86和从0.85下降到0.75，这与市场经济引入和就业制度改革密不可分。

如表2所示，子代职业收入的直接影响路径中，高校质量的作用强度在2000年前后都是最高的，但以子代成长地为指代的城乡差距的作用在2000年后反超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第二重要因素。具体上，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在2000年前后都显著，从0.106下降为0.100，但差异并不显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在2000年前后都显著，从0.097增加到0.159，尽管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正逐渐显现。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的路径系数从2000年前的显著为-0.102上升为2000年后的不显著为-0.016，表明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农家子弟就读高质量大学的优势不再，城乡分化下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得到了加强，这加剧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即假设3.1得到验证。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强度从2000年前的0.100下降到2000年后的0.054，且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的路径系数从2000年前的不显著为0.034上升到2000年后的显著为0.088。尽管上述路径的系数变化并不显著，但说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效应正逐渐下降，而以成长环境积累效应为媒介的间接路径正得到强化，即假设3.2得到验证。

表2  以高校质量为中介的总体效应和年代效应（标准化系数）

综合来看，如图2对比不同路径的总体贡献率后可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的贡献率从2000年前的82.54%下降到2000年后的49.25%，成长环境累积对上述路径的调节效应的贡献率从13.16%上升到36.92%。同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的贡献率从8.49%上升到14.5%，教育资源集聚对上述路径的调节作用的贡献率从-4.19%上升到-0.67%。为此，2000年后我国社会的公平性有所提升，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职业收入的直接影响逐渐下降，但潜伏着阶层固化的风险，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借助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这一合理的制度因素正逐渐“隐性合法化”地完成阶层再生产。

图2 2000年前后子代职业收入影响路径的贡献率变化对比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三是，以缩小群体发展能力差距为核心，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共同富裕是动态的逐步共富，需妥善解决“能力—收入—财富”的代际循环马太效应。一方面，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财富差距的缩小。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调整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不意味着能力差距的缩小，而群体之间发展能力差距的缩小才是共同富裕的“渔”，特别是农村和贫困等弱势大学生面临不仅是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问题。政府和学校应革新资助理念，建立完善发展性资助模式，着眼于资助对象的全面发展，通过“发展性项目”和相关的教育、培训服务来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既解决了其暂时困难，又为其长远发展负责，实现助困与育人的有机结合。完善政府、高校、社会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就业指导体系，打造学生职业技能学习平台，强化学生实践教育，利用校友资源等丰富就业网络和就业信息，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弥补农村和贫困学生资本和能力短板。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研究选题前沿，设计有创意，结论科学，修改建议有三：

1.由于样本均来自陕西省，所以添加副标题——以陕西省为例，可能更为科学；

2.年代效应作为本文数据分析和结论的重要方面，该分组变量却没有体现在研究假设、变量介绍或表1的变量列表中，似有不妥；

3.表1中所列的第一个变量为“男性”，似为笔误。

同行评议意见2

本文的研究设计比较严谨，但也存在几个问题：

1. 假设1这么表述是否成立？可以说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比例或概率越高，获得高职业收入水平的比例或概率越高。目前的界定，子女成长地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更高，职业收入水平也随之越高。感觉不是太恰当。

2. 本文并未对行政区进行明确界定，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等，读者对此不甚明了。

3. 本文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假设和研究结果并未真正对应上。研究假设是区域分化对收入的影响，呈现的是图1右半部分的路径，即区域分化为自变量，收入为因变量，高校质量为中介变量。但是研究结果呈现的是图1全部的路径，把SES也纳入进模型中，这与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的思路并不一致。建议要么根据研究结果的思路，改论文题目、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要么根据研究假设改研究结论的思路。

首轮作者修回说明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样本来源有限确实是笔者在拟定题目时考虑的重要方面，反复犹豫是否在题目中注明“陕西”等限定性词汇。之所以未添加限定，一是笔者认为尽管陕西地处西部地区，但在区域分化、家庭教育选择、代际收入传递和社会流动等方面和我国社会总体趋势差异并不大，本文的研究问题具有共性特征，以陕西为样本可反映我国社会的总体现状；二是本文的标题以添加了副标题，再以陕西省为例则显得过于冗长，且文中在数据说明和研究不足部分都强调了数据的来源及研究的适用性。在征询编辑部意见后题目不再添加“以陕西省为例”的副标题，但在新修订版本中，特意在研究不足部分增加了相应说明。

假设3.2：区域分化对子代职业收入的成长环境累积效应在2000年后更强。

回应：因性别为0-1变量，男性和女性的相关变量特征可相互换算，表中男性表示有1854名男性样本，均值为0.42代表占比约为42%。同时，女性样本数量为2578（4432-1854），占比为0.58。考虑到篇幅问题，因文中将女性作为参照组，故特意省去女性样本信息，为避免可能的表达不清，将“男性”改为“男性（虚拟变量）”。

回应：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将结论与研究假设相统一，结论一对应假设1和假设3.1，结论2对应假设2和假设3.2，结论三则是对总体研究的综合。具体见正文中的红字部分。

对编辑意见的回应

在主要建议部分，针对本研究结论和高等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展开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讨论，具体见文中红字部分。

根据要求，更正了文中的错误。

同行评议意见2二审意见

修改稿在研究方法上现在问题不大了。建议作者再把表2左侧第一列中，每条路径的所有变量都列全，就像图2那样呈现每条路径的所有变量。现在表2路径中都没有写中介变量，让读者很难弄清每条路径都包含了哪些变量。

编辑意见

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蓝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第二轮作者修回说明

对同行评议二审意见的回应

修改稿在研究方法上现在问题不大了。建议作者再把表2左侧第一列中，每条路径的所有变量都列全，就像图2那样呈现每条路径的所有变量。现在表2路径中都没有写中介变量，让读者很难弄清每条路径都包含了哪些变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表1是对Amos软件输出数据的汇总和整理，其中左1列表示的是理论模型（图1）中需要估计的路径系数，软件会自动输出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同时，针对存在中介变量的路径，软件会计算其所有间接路径的中介/间接效应之和（Amos将之称为间接效应），但对存在多个间接路径的系数并不作单独估计，例如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职业收入之间存在3条间接路径。因此，表1是对原始软件数据的呈现，图2是根据表1计算后的综合呈现。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尝试通过手工计算将单一间接路径的系数纳入到表格中，但存在数据结果的重复呈现和表格过于复杂的问题。为避免审稿人所提出的理解困难，并保持图表的简洁和美观，在表2中对左1列和3个间接效应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一做法希望能得到审稿人的理解和采纳，详细见正文表2下注（3）。

注（3）：表中左侧第一列为理论模型（如图1）的原始影响路径，其中间接效应①表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子代职业收入之间以高校质量和子代成长地为中介的3条影响路径系数之和，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子代职业收入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间接效应②表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和高校质量之间以子代成长地为中介的影响路径系数，即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间接效应③表示子代成长地和子代职业收入之间以高校质量为中介的影响路径系数，即子代成长地→高校质量→子代职业收入。

对编辑意见的回应：已按照期刊规范和新近发表修订全文格式。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会审意见：

1. 请认真梳理全文文字，特别是摘要、各级标题。

感谢编辑部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

回应：已按照期刊规范要求，重新梳理全文，重点校对摘要、标题、数字和参考文献等。

2. 从题目来看，尽量不要用副标题；

回应：添加副标题的初衷是：考虑到《重庆高教研究》是教育类的期刊，标题中并未充分体现教育主体，故添加了“——基于高校质量的中介作用”副标题。在此，感谢编辑部严谨的学术态度，已根据修改建议，删除了副标题。

3. 同时正标题有两个概念需要推敲：

3.1 “共同富裕视野下”还是“共同富裕背景下”？ 

回应：关于视野、视角、视域和背景的使用，作者本人也较为迷茫，不太好把握其区分度。以下是本人关于该建议的不成熟考虑，若有不当之处，还请谅解。

一是，从已有文献来看，“共同富裕视野/视域/视角下”和“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研究都有。具体为：知网中C刊论文中以“共同富裕视角下”为题的有3篇，以“共同富裕视域下”为题的有2篇，以“共同富裕视野下”为题的有1篇，以“共同富裕背景下”为题的有2篇，以“共同富裕目标下”为题的有5篇。

二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指南中，以“共同富裕背景下”的表述更多。具体为：

以“共同富裕视野（域/角）下”为题的条目有4个，分别是：

Ø “新时代共同富裕视野下的社会全面进步研究” （社会学）

Ø “共同富裕视域下职工权益研究” （社会学）

Ø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研究”（社会学）

Ø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资本与旅游地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 （管理学）

以“共同富裕背景下”为题的条目有5个，分别是：

Ø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研究” （法学）

Ø “共同富裕背景下包容性创业研究” （社会学）

Ø “共同富裕背景下人口收入分布研究” （社会学）

Ø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研究” （管理学）

Ø “共同富裕背景下包容性创业研究”（管理学）

三是，从词源来讲， 背景是研究对象所属的更大一级的群体，是一种“环境”的描述，是研究对象的一种客观属性，通常背景的范畴往往是大于研究问题的。视野更侧重于研究者在研究学术问题时所具备的观察视野或认识的领域，注重认知和分析的角度，例如社会学视野、治理理论视野下等，且视野与研究问题之间在范畴上差异不大。

综上，本研究关注的是区域分化和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的关系，分别对应的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和阶层流动这两个宏观社会机制。共同富裕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宏观目标，其范畴是远远大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和阶层流动的，二者仅仅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细分目标；或者说区域协调发展、阶层有序流动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政策目标，缺乏作为一个完备理论体系或认知领域的基础。为此，在本研究中更适用于以“共同富裕背景下”为题。

是不是非要戴上这么一个“帽子”不可？

回应：共同富裕背景下，区域分化与子代职业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有新的研究意义和政策重心。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的背后是经济极化发展的逻辑，对效率的注重要强于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率的背景下，区域分化扩大了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的意义更多的落在阶层流动方面，而不是关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初期，过于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将会降低经济整体增速。然而，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效率和公平，这项研究的意义将落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和阶层流动上，且更强调如何切断区域分化与子代职业收入差异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合理有序社会流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以上考虑，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标题中注明“共同富裕背景下”，且在论文的问题提出和政策建议部分都是以共同富裕为引子，以此为题也较好地契合了论文的结构和内容。

3.2 “区域分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化”吗？它是一个静态事实还是一个动态趋势？这样表达合适吗？为什么？

回应：首先，区域的确是一个非常泛的词，可指东中西、南北，也可指以省域为单位的地理范围，后省域内的大、中、小城市地区或城乡之范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区域包括国际区域、东中西、城市群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等涵义。陆铭教授《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区域平衡包括城乡，小城市、小城镇和大城市，东中西等多层涵义。但在相关表述时候都加了限定词，例如城乡区域间、东中西区域间等。

具体到本研究中，区域分化指的是城乡之间、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的分化。这是考虑到我国的发展格局已经从以前的城乡二元分化格局演变为城乡、城市之间的多元分化格局，单一的城乡或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分化都难以涵盖，故采用了更大一级的定义来表达上述两层含义，这是采用“区域分化”的初衷。

然而，编辑部的意见表明标题存在表达不清、歧义的隐患。在认真思考过后，考虑到城乡之间的分化更为明显和严重，且就城乡区域发展看，其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城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范恒山.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五大着力点[J].经济纵横,2020(02):1-5+137.），故在新修改的文档中将“区域”限定到“城乡”，这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可见。

其次，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也思考过“分化”是否合适。分化是指性质相同的事物变成性质不同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变成分裂的事物。差异/差距是指差别，不同的地方，更强调静态事实，而分化既可表达一个静态事实，例如2021年我国存在严重的经济分化，也可表达动态趋势，例如2001—2021年间，我国处于经济不断分化的发展状态。本研究中，更多的是将区域分化作为一个静态事实，并不具体测量分化的程度，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进行分析。即使在年代分组估计时，依然是将其作为两个相对静态的事实，只是假定2000年后比 2000年前的区域分化程度更严重（这在已有研究中普遍被证实），以对比其与子代职业收入差异的异质性关系。

综上，考虑到研究的需要和相关政策文本的表述，将“区域分化”进一步明确为“城乡差距”。

请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或做出针对性回应。

回应：已按照修订模式返回，并做出针对性回应。

编辑部定稿会二轮终审意见

感谢会审评议专家的宝贵意见。在经过思考后，我们认为论文现有的材料尚不足以支撑在题目中强调“共同富裕背景”。需要解释的是，共同富裕最初是1953年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一条提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随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并作出了新的深刻阐释，“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都在相关政策中提出这一方向或目标，但都并未将其进一步深化和明确化，习近平主席则是在系列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明了共同富裕的方向和原则要求。

正如评议专家的意见，共同富裕是否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及子代收入差距？如果简单地将共同富裕作为近年提出的政策，那本文的材料尚不足以作出响应，毕竟城乡差距的缩小并不能“立竿见影”。但若将共同富裕作为自建国后的连贯政策，共同富裕背景在目前并未缩小上述差距，甚至追求经济效率的发展模式还拉大了上述差距，这是我们在最初选定题目的出发点。但上述争议的确存在并影响了文章的立意，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在经过讨论后，我们在题目中删除了“共同富裕背景下”，但仍保留了从共同富裕进行破题和落脚的角度选择，以期为共同富裕进程中缩小贫富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供材料支撑。

专家提出的“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吗？这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及其子代的职业收入差距吗？”即城乡差距缩小是否能减少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本研究的逻辑是城乡差距扩大是否拉大了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我们认为二者本质上并不冲突，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并未明显缩小，甚至在持续扩大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从城乡差距缩小的角度来评估的难度极大，但这在共同富裕进程的中后期可以做进一步探讨。

专家提出“未将城乡差距放在历史的纵向中作动态考虑”。关于这一点，文中借助社会代划分了1980年前后出生的两代人，通过分样本估计对比了城乡差距影响子代收入差异的年代效应，并发现了显著的差异。例如，在1980年前出生群体中子代成长地和高校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1980年后群体中不再显著，这背后就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有的数据难以做到划分更为细致的年代分组，但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也表明我国社会流动的机制转换在2000年后（1980年后出生群体）并未有显著的变化，本研究的年代划分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以上，论文题目删除“共同富裕背景下”，修改为“城乡差距扩大子代的职业收入差异了吗？”，并作了相应的文字和语法等修改。希望能够得到会审专家的采纳和肯定。

编辑部定稿会三轮终审意见

感谢会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具体修改如下：

一是，已按照建议修改论文标题，并在文中相关内容和论证做相应调整。

二是，在摘要中删除了疑问句。

三是，对全文做了语句校对。

审核确认：吴朝平 蔡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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